梅雨时节总让老房子变成湿漉漉的琥珀。我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爬上阁楼，铁皮箱表面的红漆剥落处，露出父亲用钢笔写下的“1987年青岛“。母亲站在楼梯口织补我的旧毛衣，竹针碰出细碎的咔嗒声，像是那年我们在鼓浪屿听见的浪花啃噬礁石的声音。
箱底躺着台海鸥牌相机，镜头盖内侧结着蛛网。母亲突然伸手擦拭镜片，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二十年前她教我摄影课的模样。那时她总说取景框里的世界会比现实晚三秒钟，就像她永远慢半拍的拥抱——当父亲的白大褂掠过急诊室门帘时，她伸手只抓到一片消毒水味的空气。
暗房的红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宛如两尾游动的鱼。显影液里浮出的第一张照片是父亲在解剖室捧着咖啡杯的侧影，蒸汽在他镜片上凝成白雾。母亲的手指突然痉挛般抽动，那年他猝死在手术台前，监控录像里最后定格的画面正是这副眼镜，孤零零架在沾满血污的病历本上。
“当归鸡汤要炖够三小时。“母亲往砂锅里添了勺黄酒，陶罐沿口的豁口像道未愈合的伤口。我翻动着案头那本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书页间夹着父亲去年确诊渐冻症时写的便签：“记得把阳台的蓝雪花修剪到七分满“。药香混着老座钟的滴答声漫上来，在潮湿空气里织成透明的茧。
深夜晾晒被褥时，母亲忽然攥紧我的手腕。月光将我们的影子钉在晾衣绳上，她佝偻的脊背让我想起父亲书房里那株总也直不起腰的文竹。二十三点十七分，阁楼传来标本盒开合的脆响——那只父亲亲手制作的枯叶蝶标本，正在玻璃罐里轻轻震颤翅膀。
“你爸总说蝴蝶是会做梦的石头。“母亲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带着中药柜抽屉滑动的余韵。我们同时仰头望向天花板，裂缝的纹路在月光下蜿蜒如叶脉，或许那里正进行着某种隐秘的对话，关于所有未曾说出口的早安与晚安。
晨光初现时，我发现母亲将父亲的旧衬衫改成了我的窗帘。靛蓝布料拂过窗棂的姿态，恰似他最后一次替我拂去肩头玉兰花瓣的弧度。晾衣绳上的水珠坠落，在搪瓷脸盆里敲出清越的声响，恍惚又是那年他手术成功后，我们在阳台上碰杯时，玻璃相撞的叮咚。